法的辯證
「世間一切微妙善語皆是佛法」，意味著一切引人向善的教示，都是佛所說、所教導的，或者是佛陀認同的；所謂的「善法」分有多種層次或類別，然只要能自利利他、自覺覺他大體即是。
雖然世間一切善法皆是佛法，卻也是「無一法可得」、「非法、非非法」，既肯定一切法，亦超越一切的法（包括非法）。
佛典一些「出格」的表示，例如《維摩詰經》說：「菩薩行於非道即是通達佛道」，這裡所說不是「善法」而是「非道」，可看出菩薩「遍學一切法」，當中除了是善法，還包括非道。
《維摩詰經》所象徵的「文殊法門」，遮除一切二元對立，相關表述還包括「不入煩惱大海，則不能得一切智寶」、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、「淫怒痴性即是解脫」、「一切煩惱為如來種」等。
由此可知佛法開演有多重形式，既有世間所認可的一切善法，也有方便度眾、資糧轉化的無明煩惱與非道，以及超越一切的諸法皆空、空亦復空的無住無為，傳達「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」、「無住生心」等要義。
「法」是智慧，既是智慧就不拘於一格、定於一尊，而是隨著眾生的執著盲點，隨說隨掃、既立又破，顯發空性見的動態辯證。
心有餘悸
2024年4月3號花蓮大地震，是自1999年台灣著名921大地震後，最大規模地震。這地震的威力我也真切感受到了，家裡該倒的都倒了，不該倒的也倒了，地震之後現場一片狼藉，慘不忍睹，而且餘震不斷，頗讓人心情沮喪，心有餘悸。
原本四月初春假規劃回台北老家一趟，因地震取消了行程，這幾天就乖乖待在家裡整理雜亂的房子。
在整理的過程中，內心有一些覺悟與反思，例如家裡會凌亂是因為東西太多，相對的東西不多、損害即不大，受災的程度也就小。如我認識一些花蓮友人，這次大地震幾乎沒有什麼影響或損失，除了是平日的防震觀念或收拾習慣，再來就是東西少，能夠損壞的也就有限。
地震過後，物品散落一地、架子毁損，只能暫時擺放地上，家裡的混亂映射心中的煩惱。擁有固然是一種享受，但沒有卻也樂得輕鬆；一般所說「無事一身輕」，此刻我倒有「無物一屋清」的期待。
書太多來、書滿為患是我的問題，這次最大的災情就是書櫃應聲而倒，或者瞬間解體。書本固然是知識，但同樣也是執著，一樣要「斷捨離」。
如果問我這次地震的感悟是什麼，除了世間無常的體認外，就是領略「空無」的美好，沒有執著就沒有憂愁。願這次的大地震，震走過去煩惱習性，震醒沈淪中的人們。
與美善的距離
良善的人有福，這樣的福報表現在各個面向上，包括身體健康、外表長相、經濟狀況以及壽命長短等，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」所言在此。
此外，良善的人有最美笑容，這樣的笑容是真誠、單純的，甚至是潔淨、光明的，心中少了算計，少了人我之間的競逐計較，樂於與人為善，甚至是自我犧牲。
如此的純淨心思，自然而然沒有負擔，沒有錯綜複雜的糾結，此時身體是放鬆的，臉部表情是愉悅的，有著最美麗的笑容。
這種最美的笑容，不是努力爭取而來，反而是縮小自我才能得到的，在縮小自我中拉長情、擴大愛，散發人性美好光輝，整個人也美麗起來。
人人都喜歡美好的事物，人生的美好在於人心的良善。在慈濟社群中，志工們熱切助人所展現的笑容，既親切又溫暖，此未必是與生俱來，卻是長時修來的。
「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」，在慈濟中我們與美善沒有距離，共同創建人間淨土的國度。
花蓮大地震
0403強震是自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以來最大者，雖然傳出不少災情，但死傷率並不算太高，這是臺灣民眾集體防震的成果。
地震後家裡彷彿歷經一場浩劫，倒的倒、破的破，原本春假行程也被突如其來的大地震所打亂，只好留在家裡清理打掃。
我的住家宿舍位於高樓層（13樓在花蓮算高了)，地震搖晃特別厲害，天搖地動後滿目零亂。
3年前的這個時候，太魯閣火車翻覆，死傷慘重，時隔3年又來一場大地震，是我到花蓮17年最大的地震，所幸主要是財物的損失，人員都平安。
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看到家裡殘破慘狀，想到烏俄、加薩戰火的家園破碎、滿城廢墟，心理份外感到不捨，人間地獄般的苦痛。
「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」，為一切苦難中的人祈福。
醫學與人文的「生命」教育
新聞報導，因於大體捐贈並不踴躍，國內醫學院普遍缺乏大體供作解剖教學，但仍盡可能維持15位醫學生就分配一具大體。然而在慈濟大學平均五人左右使用一具大體，大體來源相當充沛，相較於其他醫學院是很不一樣的。
為什麼慈濟大學有為數甚多的大體捐贈？固然這是佛教精神創辦的大學，加上創辦人證嚴法師的大力推動，許多佛教徒、慈濟志工樂於在身後捐贈大體。
但原因不限於此、也不只如此，這是慈濟醫學院教育成功的地方。
首先，解剖教育結合了生命教育甚至死亡教育，透過大體解剖，學習生命的意義和價值。面對亡者，大體呈現眼前，醒悟人終將一死，終極觀照老、病、死的過程，捐贈者不再只是一具冰冷屍體，卻是活生生教育現場的「現身說法」。
其次，醫學生對於大體是相當敬重的，而以「大體老師」、「無語良師」稱之，眼前所見不是無名屍，而是有他親朋好友、所愛的人，醫學生在解剖之前，皆經家訪了解「老師」的生平故事，拉近了與「老師」的距離 彼此之間深刻連結，不再是陌生的路人甲，大體不再只是工具，而被視為是主體、是目的。
第三、因於師生虔誠恭敬之心，不只是捐贈的當事人願意在生前捐出大體，捐贈者家屬也放心把摯愛親人的大體交給慈濟大學醫學院，讓生命軀殼化為大用，榮耀人生最後一哩路。
第四、自願捐出大體的「無語良師」， 心懷無私奉獻捐贈大體，如1997年慈大醫學院第一位大體老師李鶴振先生曾說：「寧願學生在我身體畫錯千刀，也不願以後在病人身上畫錯一刀！」接受解剖教育的學生們，心有所感，也回報以真誠、感念、莊重和敬愛的心，施與受的雙方形成良性的美善循環。
身體對每個人而言都是極其私密的，生前不輕易讓人看，死後亦復如是；尤其華人文化對於身體又相對保守，甚至視為禁忌，人死後入土為安，完好如初的全屍觀念根深蒂固。只不過，大體若尚有利用價值、饒益他人，又何樂而不為？然前提在於信任關係的建立，畢竟捐贈者虔誠的心，也要接收者受得起，同樣以莊嚴恭敬的心來看待，甚至不只是看待大體，還包括自己的專業，乃至於生命及至死亡的整體。
醫生社經地位高，收入和工作人人稱羨，理應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，其中解剖教育實為培育「良醫」重要的一環。也因此，解剖教學在慈濟大學是生命教育、人文教育，甚至是道德教育；如此醫學與人文結合的「生命」教育（含生理性及精神性的生命），頗值得各大專院校借鏡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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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個布施都是供養
布施波羅蜜在菩薩六度萬行中名列為首，在菩薩道重要性不言可喻，可以說大乘精神的展現在於布施，密切關乎菩薩的慈悲心行，慈善實踐所重亦在於布施。
六度首重布施，因此布施在佛典（例如《大智度論》等）有諸多論述，一般為人所熟知如：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一般白話來說，布施即是給與，特別是貧病交迫、窮愁潦倒的人，伸出援手幫助他，付出我們的愛與關懷。
布施過程中，感覺上施者比受者還高，彷彿是上對下的關係，即便佛法說「三輪體空」——施者、受者、施物皆是空，但總覺得給與的人相對在上位或階次較高。
慈濟以慈善為主的佛教修行法門，布施尤受到重視。然證嚴法師教導弟子，不只付出無所求，而且還要感恩；也就是不只或不是受者感念施者，施者更要感恩受者，給與的人要感恩接受的人。
然就一般人的來說，這顯得不可思議，甚至愚不可及，當是接受者感恩給予者，怎麼會反過來給予者感恩接受者呢？
此背後有諸多理解的可能，作為菩薩，心懷感恩是心性的涵養與美德，在佛教的「四重恩」，有所謂的「眾生恩」；付出無所求還要感恩，當中感恩所說亦在於此。
如果付出無所求還要感恩，給予者跟接受者的上下高低關係顛倒，反而是給與的人在下位，接受的人在上位，布施成了另一種「供養」的實踐，以一種恭敬的心來布施，給予窮人好比供養佛菩薩一樣。
也因此，慈濟志工到各地賑災、發放的時候，以雙手彎腰鞠躬奉上救濟物資，用一種極近謙卑的方式，虔誠表達對受助者的感恩。
是以慈濟的關懷對象，相對於關懷戶、照顧戶，更常聽到的是感恩戶，這都顯示了慈濟的布施，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供養，由此也看出慈濟慈善的特色，慈善濟助的同時，既是信仰實踐，也是心性修為、道德涵養。
哲學智慧啟發生命光芒
大愛電視台人文講堂把近年來哲學、宗教等人文學門的講演節目，整理成文字稿，除了影音資料外又多了書冊記錄，以餉社會大眾。
大愛臺雖以「大愛」為名，然美好人生除了由愛所激發，亦要由理性來引導。人文講堂廣邀各行各業、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前來分享，可說深化了大愛臺的知識內涵。在科技網路的時代，大量資訊龐雜紛亂，20多分鐘的專業講演，報真導正外又注入清泉活水，尤其講演內容探討幸福、死亡、苦痛、信仰、修行乃至於生活、科技等，人類當今生活的種種，所含攝的思想面向縱貫古今、橫跨中西，帶領人們用哲學智慧清理心靈垃圾。
哲學智慧清理心靈垃圾，意味著哲學在人們心靈成長和心理健康中的重要功能。人生在世、身而為人，諸多負面的情緒、念頭或記憶等，猶如垃圾一樣積聚在心靈角落，隱隱作痛，阻礙著我們走向美好人生。
是以哲學提供了一個深入思考和分析的方法與眼界，幫助我們認識自己、認清真相。如柏拉圖的「理念洞穴」比喻（allegory of the cave）告訴我們，人的認知和信念，像困在洞穴裡一樣，時時受到宰製；此等困限認知，可說是心靈垃圾的來源，無法觸及「實相」的正確理解；然通過哲理智見的啟發，使能洞察並超克這些限制，從而梳理自我、清理心靈。
「不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」，哲學智慧的理性思維，除了提供超越個人偏見的客觀視角，還助於反思、抉擇我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，引導我們的行為選擇，從避免因迷盲而製造更多的心靈垃圾，乃至自傷傷人。哲學亦作為一種反躬自省的實踐方法，幫助我們瞭解自己的內在世界，探索自身的潛力和定位，透過自我探尋，不斷的辯證和反思，越過我們無法掌控的事物，專注可以通往的道路，在哲思引領下活出有意義的生命。
哲學智慧清理心靈垃圾，讓我想到佛法的「行深般若，度一切苦」；可知哲學智慧走入人心，不只清理心靈垃圾，而且也啟發智慧光芒；畢竟生命充滿著不確定性和變數，「人生是苦」是佛教第一教示，面對苦痛的人生，我們需要哲學的養分、智慧的灌溉。在哲智啟悟中，一方面接受變化、放下執著，從而解脫煩惱，另一方面無常幻化、稍縱即逝，把握眼前當下，珍惜擁有的此時此刻；在此放與抓、鬆與緊之間，平衡的拿捏生活、如實的感受生命，保持一顆清明之眼，不為外在喧囂的世界所煩亂擾動。
人文講堂哲思主題的探究，就像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言：我們不討論枝節末稍的事，只關心人該如何過活；此等「談經論道」的過程，充滿了理性和知性的火光交流，啟發我們深入思考，感悟其中智慧，並將其付諸行動，一同踏上愛智的人生旅程。
ps.大愛電視台人文講堂把過去哲學相關主題出版成文字，原名為《用哲學智慧清理心靈垃圾》，後改名為《用哲學開啟正念》，預計於2024年3月底出版。
特色辦學
慈濟的四大志業之一是教育志業，包含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博士班，教育志業跟一般學校不一樣，在於宣揚普世的人文理念，其中包括慈悲護生以及道德禮儀等；慈濟辦學非商業性營利導向，反而更強調理想性，不是以賺錢為目的，所以學校經費大部分來自於慈濟基金會的款項補助。
雖然我們不是國立大學，但卻可以視為是公益辦學的「公立」大學，正因為懷抱理想的公益辦學，希望不只培養好的人才，也涵養學生們的品格德行，也因此有一些特別的校風校規，如重視素食和制服等。
校園全面供素，以及師生集體制服，對於幼兒園到中學階段的孩子較容易接受，但到了大學生滿18歲正式成年，太多的限制對他們來講反而是牽制，也因此大學的食、衣，只能鼓勵而不太能夠強迫，否則效果適得其反。
如此，固然是重視慈濟人文的特色辦學，但如果不能考慮到現實層面的同學想法，很可能被視為保守與落伍；也因此我們重視紀律、秩序和禮儀，同時也尊重年輕人對於自由創意、多元開放的渴望。
曾經與同仁討論過：在少子化的時代，如果取消素食和制服有利於招生，我們是不是該如此讓步？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兩難，我想慈濟教育志業不會輕易妥協，畢竟太過流俗甚至媚俗的辦學，跟一般學校沒什麼兩樣，多一間不如少一間（或者不差我們這一間），也因此堅持自身的辦學理念，堅定地走下去，仍有必要。只不過素食和制服可以視為特色，卻不需大力宣揚，以免不明就裡的人反感。
慈濟的辦學也算是多元價值社會當中的一環，每個人依自身理念去創辦及選擇自己想要的學校。這樣的自由是受到保障的，在此同時也尊重不同想法以及學生們的自由意志，若可以接受甚至認同就留下來，如真有困難也只能隨順因緣。
曾經有訪評委員看到我們學校的師生，留下了良好印象，師生同學、同仁們無形中表現出良善與禮貌，我想這就是慈濟人文價值的顯現，如此的辦學特色，有其獨到價值而得以繼續堅持。.
「台灣佛學」
如果中國佛教對比於台灣佛教，中國佛學所對稱的即應有台灣佛學。有台灣佛教就有台灣佛學，猶如有中國佛教就有中國佛學，印度佛教之於印度佛學，西藏、日本、東南亞各地亦然。然「台灣佛學」是什麼？如何尋找或建構台灣佛學的主體性？
「台灣佛學」作為未來可能發展的一門學科，可以研究佛教在台灣的歷史、文化、思想、修行，以及佛教在台灣社會中的地位和功能，台灣不同宗派的傳承與特色等。除此之外，台灣佛學也關乎佛教教義的轉化與詮釋，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、哲學之間的交流與影響。
自由民主的土壤與養分，才得以孕育出多彩繽紛的花朵及鮮美果實。台灣是華人地區最為多元開放的，如此思想的展現應獨具特色，佛學研究亦然；如何結合時代議題，在各種知識學科中，展現「多音」與「介入」的一面，創意表述及思想激盪，才是最令人期待。
總之，台灣佛學當把握台灣特有的自由民主，從事「接地氣」的研究，關注在地文化現象與全球人文思潮，開拓出寬闊的學問路數，讓佛門的智慧裨益於社會人心及至人類世界。
「素食益生」
素食於今日有諸多好處，「素食益生」這裡的生可謂有三種：健康養生、慈悲護生以及生態守護。
茹素，保健自己同時也愛護有情眾生，進而解救地球，得以實現「完整的愛」，意即愛自己、愛動物、愛自然環境之「三愛」，而得以「完整」稱之。
換言之，素食或蔬食幾可說有利無害，除少數特例外，基於生理或身體需求而必須肉食，素食對於自然、動物及個人三面向而言利遠多於弊。
就個人而言，在充足蔬果的營養攝取下維持身心清淡，減少高血壓、心臟病等慢性疾病，亦在不殺、戒殺的理念下長養仁慈之心。就動物而言，不再為口腹之欲，造就無數動物的苦難遭遇，包括不當飼養與凌虐宰殺等；就生態來說，畜牧業是溫室氣體的重要來源，大規模飼養對於土地、水資源以及空氣都帶來相當大的負擔。
可知「推素」的正向價值，也因此從醫學、營養學、生態學，或者從哲學、宗教、動物倫理或生命倫理學，以及從環境生態保育等角度，都顯其重要性，當進一步深化論述。
「永續發展」（sustainable development）是今日全人類關心的課題，「永續發展」用中文意境來說是「生生不息」，而若要「生生不息」，不免要實踐健康養生、慈悲護生以及生態守護的「素食益生」，而推素運動可謂是「三合一」的「一舉三得」。
義務的擴大
儒家重視人倫之常，有所謂的五倫——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要人做到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也就是每個人在這世界上，都有他的角色扮演，做好自己的本分事，即能達到家庭的美滿、社會的和諧，人我之間少了紛擾。
然而社會和諧距離世界大同，還是有一段距離，《禮運大同篇》所說「不獨親其親、不獨子其子」，乃是義務的擴大，朝向更高遠的理想境界，否則只照顧自己及身邊的人，不免有其限度，雖然周遭親朋好友都守護好，已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事實上，除了從身分談義務關係，亦可以從能力談責任承擔，就像孫中山先生所說：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，如果一個人能力好，不應該只限於自身家庭的小愛，而是要推己及人，拉長情、擴大愛。可知，能力好不代表心量大、心量大也不代表能力好，然若要成就一番事功，不免要學養、賢能、德才等兼備一致。
如此可看出兩個成功要件，第一是有能，第二是有心；如果有能力，但是心量太小，所能照顧到的只是有限的人，甚至淪為私情小愛。相對的，有心但能力不足，反而容易壞事而幫倒忙，所以仍要以能力來論承擔之大小。
「菩薩」，此一身分既要有能力、也要有願力，兩者合一，預約人間淨土才得以期待。
「中道」的佛學研究
現今台灣佛學研究呈現多元發展態勢，除了承襲近現代歐美學風，也保有傳統信仰弘化的講述型態，舉凡語言文獻分析、哲學義理論述、入世實踐教化等不同進路，藍吉富老師即曾以「基礎佛學」、「理論佛學」和「應用佛學」 ，或者「寺院佛學」、「學院佛學」等做分類。
佛學研究多元路徑，皆有其重要性，各自依其背景展開探索，不同人亦各取所需，這是思想與言論自由的表徵，然「解行並重」畢竟是佛法的關切，以此來看待學術與信仰的平衡。
學術與信仰的平衡，始終是存在的問題，印順法師早在數十年前「談入世與佛學」即撰文探討，可知猶來久矣。然就過去祖師大德來說，各個論師或佛教思想家並沒有此問題，龍樹、無著、世親乃至智者、吉藏、玄奘等皆然，佛法義理的窮探力索，本就是為了信仰的實踐，以離苦得樂為終極關懷，而沒有所謂的純佛學研究。
然時至今日，佛學研究不限於信仰實踐目的，甚至標榜非信仰的宗教研究，才是真正的客觀研究。
然而不偏不倚、不即不離的「中道」佛學研究，才是正確的坦途。對此，印順導師的觀點是值得參照的，既非純粹、無關乎信仰的學術，也不是自我陶醉式主觀的學術；既要重視佛法研究的宗教性，同時也求其真實，使能情理兼具、理論與實踐兼顧。
不只是印順導師，聖嚴法師、達賴喇嘛乃至於菩提比丘、無著比丘等，諸多漢傳、藏傳、南傳等所謂學問僧（scholastic monk）皆有此傾向。
「中道」的佛學研究，在台灣應該向心凝聚，形成社群團體，乃至於學會組織等，使佛法產生利益人心的力量，而不在象牙塔的書齋中與世隔絕。
一場噩夢
一天清晨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夢，夢到小女正跟一個接近中年的男子談戀愛；接近中年，大概就小我幾歲或相差不大，怎麼會有這樣的老少戀情，甚至是不倫之戀？
在夢中我極力說服她結束這段關係，畢竟還小，不是戀愛的時候，而且對方年紀又大，絕不是一個門當戶對的交往。
在多方說服之下，甚至我撂下重話，表示要斷絕親子關係。女兒終究是自己的女兒，在極力說服之下欣然接受，畢竟她和父母的連結依舊緊密，而我也在睡夢中倏然驚醒。
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夢呢？令人莫名其妙，醒來只覺得是場噩夢，即便是「顛倒夢想」，仍心有餘悸，回過頭看看她稚嫩臉龐，猶然深沈熟睡著。
小孩結婚，就是另成家庭，把孩子交到另一個人手上。既然是新的家庭，就不再以原生家庭為重，這時父母親總是希望找一個讓自己放心的對象，安心的放手把自己所愛，交到另一方手上。
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」，對一般人來說是天經地義，小孩長大自有這一天到來，即便心裡不捨還是必須歡喜迎接；當父母的，只求她一個好歸宿，在父母的祝福下有著幸福美滿的人生前景。
「以身作則」
所謂「有其父必有其子」，當然這句話泛指所有孩子，而不限於兒子，且不只是父親、也有母親，因此「有其母必有其子」，也是相通的意涵。這意味著父母親對於小孩的深刻影響，此從我們過往的成長經驗即可確認，我們都在自己身上看到父母影子。
既然父母親在小孩身上烙印不可磨滅的印記，如此父母親留給了小孩什麼，就值得留意，是好是壞，父母皆脫離不了責任，也因此「養不教」父母之過，這句話實有其理。
跟女兒的互動，多半是愛卻少了敬，多了親密缺少了嚴厲，這是近來自我反省的領悟，長期下來對小孩的學習成長，將有負面影響。
小朋友生活習慣的養成，紀律和規矩的觀念，必須在家庭教育的點滴中去學習認識；如果年幼習慣不好，長大之後定型就很難改，之後辛苦的是未來一起生活的伴侶，所以帶有威嚴的管教是必須的。
然嚴格教養小孩，必須先「以身作則」，大人都做不到，要求小孩能守規矩是不太可能的，小孩一切都看在眼裡，自然而然心裡有一把尺，也因此先反諸己，才有資格教養下一代。
可知對小孩嚴厲是好的，但前提是父母自己也要做得到，「身教重於言教」，即在於此。
養兒育女都是父母自我審視、自我提醒的過程，為了小孩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，也因為這樣的改變，小孩才有可能變得更好，否則就是自身業力習氣的相續，把上一代的「慣習」繼續「流轉」給下一代，原生家庭的親子教養，就是日後究責所在，為人父母不可不慎。
從義務到超義務
Soraj Hongladarom 在Supererogation in Buddhism一文中，[1]試著論證佛教存在「超義務」概念，然重點未必在於（或不只在於）佛教倫理學有超義務，而在於佛教的超義務如何對現今倫理學有所啟發。換言之，現今的倫理學研究，關心道德義務雖是好的、對的，然而倫理學探討亦在於指引美好生活，為人類長遠的福祉設想規劃。如此，如何提升倫理學的格局與高度，佛教哲學及其道德思想當可提供重要的資源憑藉。
佛教的出世解脫，以及出世又入世的菩薩道，自有「超義務」的思維傾向。出世間的修行實踐，已然不限於人倫關懷，卻蘊涵「超義務」層面；雖就儒者而言看似是「五倫」——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等人我關係的背棄，卻是人我關係的擴大昇華，《論語》之「士志於道」、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等，亦皆有「兼善天下」的情懷。[2]無論是佛教的「發願」或儒家之「立志」，皆在於超義務精神的鼓舞激發，如此東方倫理學的理路開展，對比於當今倫理學研究，或有不同的意義啟發。
東方倫理學以「止於至善」為方向目標，不管是儒家成德之教之希聖希賢，或佛教成正等覺之即人成佛，乃至於道家的羽化成仙、天人合一等，皆重於此。現今倫理學固然探討世間倫理規範，但不應畫地自限僅止於此，也當超拔人生觀照之眼界。事實上，超義務的勸發、引導，亦存在於西方哲學傳統，而不限於東方，古希臘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哲人，皆有如是關注傾向，唯經反省的人生才值得活，哲學對話所討論的不是瑣碎小事，而是人如何過活（discuss no trivial matter, but how a man shall live.），視哲學為一種生活而重視精神修練。[3]
雖然超越性的神聖關懷，易讓人誤以為是宗教而非哲學，甚至落入中世紀「哲學為神學之婢」的覆轍，然而過猶不及，哲學作為一種「學問之王」或者「愛智之學」，理應也有宗教的精神情操，古來的哲學家即是「求道者」，「為學」與「為道」、「尊德性」與「道問學」兩者，於今應重新連結一起，讓哲學探究不僅是純粹智性上思辯論證，而亦有行動實踐上的心性修養與社會關懷。
「超義務」踐履的背後，在於理想性開展，「哲學」的學問性格本具此理想主義精神，如大乘菩薩道的「發心立願」。進言之，相對於世間義務，佛教雖有所謂的業力觀或業報思想，其中尤重於防非止惡，然在利他助人而至覺行圓滿，更重於願力；亦即義務重於業力，超義務多說願力。倫理學除關心善惡對錯行為外，超越的理念或高尚的志願，也當成倫理學關注面向。
如此，若問佛教倫理學對當今學界有何啟發或啟示？其一就是義務概念的提昇、深化，如透過「超義務」的勸勉，實現人生長遠的美善境界，否則倫理學雖探討世間道德問題，若缺乏終極性關懷（ultimate concern），亦不免因世間而世俗而易流於平庸。
[1] Soraj Hongladarom, “Supererogation
in Buddhism,” in David Heyd eds., Handbook of Supererogation, Springer
Nature, 2023, pp. 361-372.
[2] 《孟子》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」、「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」乃至《老子》「百姓心為心」、《莊子》「內聖外王」等，都透露「兼善天下」情懷，其間差異或在於門徑或路數之別；如大乘佛教菩薩道的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相對於「推己及人」，亦重視親疏遠近的平等一如，而可謂「老人之老，如吾之老；幼人之幼，如吾之幼」。
[3] 關於古希臘哲學傳統重心性修養，以及西方傳統中的精神或靈性修練，可參Pierre Hadot, Philosophy
as a Way of Life: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, MA: Blackwell,
1995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