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1月27日 星期六

東方哲學研究的主體性

2018.1.20 Sat.
東方哲學研究的主體性
過去兩百年間西方現代化進程遙遙領先,特別是科技的發達帶給人類文明翻天覆地的轉變,依著文化霸權(cultural hegemony)有著知識霸權之傾向,以西方的學科知識來界定和解讀東方,例如哲學即是。

若說中國或東方沒有哲學,猶如中國或東方沒有文學、沒有藝術、音樂等,這自是存在一定偏見,畢竟不是只有洋人所界定的文藝、音樂等才足以稱作文藝、音樂。

東方哲學亦提供認識世界不同理論模型(「定位宇宙」),並指引人該如何過活(「安排人生」),尤其在心靈、身體、道德、文藝、美善、價值等探討上應有一席之地,所欠缺的是以現代的論述方式從古籍中抉發新義;然而,學術性的論述與研究仍要注意東方文化本身的特殊性(如重視直觀、體驗等)。

這讓我想起以前學生時代,一位老師在課堂上多方提醒用中國心讀中國哲學,只是現在許多中國暨東方哲學研究者,都是以西方心研讀中國或東方哲學,此固然有其優點,但其可能的限制卻不可不慎。

以佛教倫理學為例,洋人用其已知的倫理學背景知識來解讀之,不管是以亞里斯多德目的論暨德性倫理學,或者康德義務論、結果主義作解,都有一定限制;固然佛教倫理學有這些面向,但都是理解的方便。此或可以「洋格義」稱之,而既是「格義」就可能有「失真」之嫌,作為東方人研究東方哲學亦不可不慎,而不能一味順著洋人鋪排的路徑去走。

洋人研究有其強大優勢,如重視經典語文研究,但如印順法師所言「通語文的未必就能通佛法」《華雨集第五冊》(Y 29p56)也如在禪史研究資料的引用上,他曾表示「中國人說中國事,我不覺得要參考外人的」[1],顯示作自身文化、思想之研究,自己要帶有一定信心,然而這樣的信心必須建立在堅厚的實力基礎上,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陶醉式之研究。

總之,依著洋人的知識背景及研究方法來探討東方哲學,有所見亦有所不見,東方人順此方法學來研究自身傳統亦然;且不用談到「師夷之長技夷」,若能截長補短、取利去弊,東方哲學或許可以走出更寬廣的路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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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 《永光集》(Y 43p245) 《永光集》中又說:「我覺得,中國佛教太衰落了,相形見拙,中國佛教學者多少有些崇外心態,似乎非引用日本人的研究成果,從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出發不可。我從不反對參考、吸收外國人的研究成果,但自己不通外文,只能以漢文藏經為主要依據。不能廣泛的引用外人的研究文獻,這是我最大的缺點。希望讀者與評者,不要以為我能「消化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」,平添我虛偽的光榮!」(Y 43p245~24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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